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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诗赋、经义，论重在考核见识、能力，要更实用一些。
它看起来中规中矩，但又不可或缺。
此时的论，不强求对仗排比，也不禁止比拟隐喻，章法结构还未固化，算是最能“放飞自我”的题目了。
题目发放下来，乔时为翻开一看，上头写着：
“奉，试《三杰佐汉孰优论》，限六百字以上。”
正所谓“以史为镜正兴替，以人为镜明得失”，今年考了最常见的历史人物事迹论。
何为三杰？成就汉高祖刘邦之霸业的萧何、张良和韩信也。
题目问，汉初三杰中，最优者为何人？
“出这样的题目，这不是马过泥坑出题难吗？好一滩浑水。”乔时为暗诽，此题必是裴明彦所出，用于考察举子们的为官态度，看似自由论述，实则是选择题，选错就落榜。
既要掌握天下形势，了解朝廷态度，又要揣摩考官心思，在这道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汉初三杰各有千秋，代表着不同的为官之道。
萧何，秦末刀笔吏，最早追随刘邦，管治有功而官至权相，善于揣摩帝心而得善终，可以视之为“近臣”代表。
张良，贵族谋士，体弱多病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以三寸之舌而得“封万户，位列侯”，功成以后，自谦已是“布衣之极”，愿跟随赤松子云游河山，化身逍遥一道士。
韩信，布衣出身，入仕无门，赤贫无以葬母，但善用兵法，成为刘邦手下的大将军。最后因“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”，被刘邦所忌惮，不得善终。
所以，这一题实际上问的是，哪一种才是大梁当下急需的臣子。
乔时为在纸上写下三杰之大名，思忖之后，最先划去了“萧何”。
其一，如果把大梁比作人，那么大梁正值壮年，并不缺处理政务的能臣。
当今的官家，本身就是一位很会使手腕的主。
其二，汉高祖有一论说，他说捕猎时，追杀兽兔者为功狗，发踪指示者为功人，论功行赏时，功人大于功狗。
刘邦没说谁是功狗，但他说了萧何是功人。
乔时为觉得，单凭裴明彦敢在朝上公然与官家叫板，他理应不会认可“功人功狗”论。
正巧，乔时为也不认可，所以最先划掉“萧何”。
倘若认可了功人功狗之说，则置奋勇杀敌之勇将于何地？
剩下张良与韩信，乔时为一时有些拿不准。
不管是运筹帷幄，还是功成身退，谋圣张良皆无可指摘，但乔时为还是偏向于选韩信。这并非他的个人喜好，而是出于形势考虑。
大梁建国百年，早已逆转了五代时“重武轻文”的风气，改为“重文轻武”，一眼望去，朝上穿红着紫者，哪个不精通为吏之道？
军权分到枢密院手里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掌握着，中书省手中只剩行政权，如此一来，哪个武将翻得起浪？
是以，大梁如今不是怕武将，而是怕没有武将。
乔时为心想，如果他之前的猜测没有错，官家是有野心要收复燕云十六州，实现大梁中兴的。
猛将，可攻克敌军；谋士，可令猛将更快攻克敌军。
所以猛将在前，谋士暂且在后。
没有什么事能够判定全然是真、全然是假，当有六七成把握时，足以下笔尝试。乔时为开始拟稿，他先写道：“君子以仁义之心谋天下之策，勇将凭威武之力定四方之乱，故此三人于汉，犹如鼎之三足，天之四柱。”
起头先都夸一夸。
再笔锋一转，以“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定下基调。
紧接着写韩信战功彪炳，可以与各朝能臣相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