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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已被敌人吓破胆的嘉靖皇帝说，只要“选兵淬锋，分布要路以豫于外；筑墩立栅，屯兵储粮以备于内”，内外夹击，敌人又能逃到哪儿去呢？朝廷最终接受了李公一瀚的建议，停止了这一劳民伤财而且示弱于敌的决策。《开言路疏》则严词批评了嘉靖帝拒谏饰非的行为，其言辞之犀利大胆实为罕见，今日读来仍觉酣畅淋漓。他指责嘉靖帝深居西范专事建醮修道，不理朝政，对九庙化为煨烬，阴谋起于萧墙，北虏侵扰不止，公卿将相贿赂公行，藩司郡县贪酷无忌等等乱象闭耳塞听，反而残酷钳制诤言：“登位以来，屡罪言者，一言触讳，即擒拿箠杖，动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，其即时致死者，指不胜屈。其有幸而复生者，则禁诸犴狱，或谪之下僚，或编民口外，或遣戍边庭。”导致满朝官员杜口结舌，对国家安危置之不问。他指出，历代“愚君暗主纵欲妄动，拒谏饰非”，结果都将步“桀纣之迹”。为此要求皇帝改正错误，为所有受冤屈的诤臣平反，广开言路，以保国家长治久安。”
听到李村长情文并茂，一字不落地把先祖李一瀚的《谏止南关城壕疏》和《开言路疏》背下，金华斌不禁动容道：“鲁迅先生曾发文称赞方孝孺正直而迂的性格为台州式的硬气，李一瀚这种“批逆龙鳞以求珠”的大胆直言，颇有方孝孺等直臣之风。”
“多谢金先生对先祖之赞，先祖的运气比方孝孺幸运多了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，他被连续升迁了五次：升陕西布政司参政，遂转按察使，升山东右布政司，升应天府尹，一个月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在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途中，病故于杭州，获明穆宗皇帝诏赐祭葬，并在吴时来等的倡议下，列入乡贤祠。”说罢对他躬身行了一礼道：“祠堂修复一事就拜托几位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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