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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相当热情。
厂长听了他们的特殊需求，也丝毫不怕麻烦，满应满许。
甚至马上就让人叫来技术科的骨干和车间正在干活的一位老师傅，与宁卫民他们探讨起制作细节来了。
为什么这么积极啊？
嗨，其实说破了，真的怪可怜啊。
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能挣点钱，好给工人发点奖金啊。
敢情京城证章厂最辉煌的时候，其实是政治挂帅的年代。
如今早已今非昔比，日落西山了。
五十年代的时候，证章厂做中苏友好纪念章、十大元帅勋章，各大厂的厂徽等。
六十年代起，证章厂又开始做各种单位委托制作的“像章”，活动纪念章。
过去这个厂里一共好几百人哪，活儿多得简直都干不完。
还净是关系户托人，想尽办法插队加塞安排业务的。
可到了七十年代，说不行就不行了。
一方面是为避免资源过度消耗，制止像章无度泛滥。
从六九年起，中央就下令叫停了所有“像章”制造。
好些下了订单的单位都因为怕担“限制令”的责任。
根本不敢接收他们制作完成的产品，索性直接不认账了。
另一方面是各种徽章也不流行了。
许多大厂都停止了厂徽的制作，各个机关单位，也不做纪念徽章了。
就连大街上愿意佩戴“像章”的人也越来越少。
所以这就造成了证章厂的业务一下子迅速缩减啊。
就连他们已经做出来的各种成品，也因为流行退潮卖不出去，大批量的积压在库里了。
那想想看吧，这对厂里的运转会造成多大影响？
得亏计划经济体制，赔了赚了都是国家的事儿啊。
否则就冲行情突然遭遇政策风险，这么些单位都“不讲武德”，证章厂就够破产的过儿了。
至于积压品，当初轻工局原本说是想找个兄弟单位，按原材料买走处理掉的。
可后来那个兄弟单位又反悔了，说是顾忌政治影响，这样特殊的东西不好随意处置。
结果最后越拖越完，到现在，连物资公司都不再对像章感兴趣了。
人家同样有特殊性的顾虑啊。
而且还嫌弃各种像章材质不一，处理起来麻烦呢。
所以如今，证章厂也就指着各个中学的校徽业务充当主要营收来源了。
虽然近年来，还增添了为旅游景点做点机制的景泰蓝纪念章的业务。
可惜这个新业务的产品太糙，不比手工精美，卖的不好。
像宁卫民他们送来的这笔业务，现今就算难得的大活儿了。
好不容易遇见了，证章厂还不积极吗？
说白了，证章厂是完全把宁卫民和乔万林当成了他们穷途末路时的“扶贫款”，自然感激满满啊。
要不说上赶着不是买卖呢？
证章厂的人从上到下都没什么心眼，看见有活儿就高兴。
连厂长在内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是问什么说什么。
不问他们的，自己还往外掏呢。
可问题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，宁卫民是什么人？
这家伙脑子里永远打着算盘，还长了个能闻见好处的鼻子。
一知道证章厂积压了大批“像章”就动了心思。
他哪儿能错过这样的好事儿？
活儿谈得差不多了，他也不说签合同，非要吊人家胃口一下。
提出去先去库房里看看那些积压的像章，结果这一看还真被惊着了。
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库房，差不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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