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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危。
而常家的男人扛不住债主子登门，这一切就统统都压在了实际的手艺传承人，常家第三代的女儿常桂福、常桂禄、常桂寿和第四代的孙女常玉清、常玉龄的身上。
她们为了不使自家的手艺流失，为了把家族撑起来，含着眼泪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——终生不嫁。
只是牺牲虽然伟大，但造化弄人。
由于战乱连年，世道变化，社会对奢靡摆设的需求日益减少。
各种苛捐杂税，敲诈勒索却与日俱增。
很快，常家的葡萄就卖不动了，落魄不可避免。
姑侄女几个人只好随着季节变化，分头以卖烤白薯、卖糖豌豆、卖糖葫芦和炸油饼、捡煤渣、给人家拆洗被褥为生。
直至1949 年后，新社会的重文区政府找到常家，动员和支持她们尽快恢复“天义常”字号的玻璃葡萄，这常家五女才又重开旧业。
1952 年初夏，恢复生产的第一批玻璃料葡萄出来了，就送到在京城天坛举办的全国物资交流大会上。
一架精制的《五月鲜》料器葡萄引得观者无不赞其“技精艺绝”。
就此有了批量订货，销路很快打开了。
随后，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，出于可以保住秘方的考虑，常家五女并没有加入京城料器厂。而是参加了京城第一绒绢花生产合作社，组成了该社第一个独立的自产自销的专业生产小组。
常桂禄手艺最好，每月工资一百三十元，其他人每月七十元、八十元不等。
社里不但遵从许诺，让她们仍留在家里干活。
而且为扩大生产、提高劳动效率，还为她们从通县调来两个烧玻璃珠的炉工，从外地给她们招收了四名女徒弟。
1956年，常家五女带着几个徒工，光做葡萄年产值就达到了三万八千元。
甚至有个外商订货时居然一开口就要五万枝葡萄。
就这笔订单，她们全年也忙活不过来，是又喜又愁。
这年夏天，常桂禄还被评为京城手工业行业中惟一的女性“老艺人”，并当选为妇联委员。
只可惜花无百日红，人力根本无法与历史大势相抗衡。
1966 年一来，常家的料器葡萄又在市场上绝迹了。
此后，常家五女中的常桂禄、常桂寿、常玉清相继去世。
1977 年，就连常桂福也走了。
至此，“葡萄常”的料器葡萄，不但在京城的市面上已经完全消失了。
真正的传人也就仅剩下常家五女最后的一位——第四代的常玉龄了。
直至1979 年6 月，为帮助街道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，常玉龄才在东花市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，借助一间旧库房作吹坯车间，带着几个待业青年，重新恢复了料器葡萄的手工艺制作。
然而，由于玻璃葡萄属纯手工技艺，工序繁多。
刚开始时艺徒技术不熟练，产量低，导致经济效益十分不好。
结果在1980 年秋，这一生产合作社最终因为管理不善、资金匮乏等原因，又宣布解散。
“葡萄常”的手艺终究没能立住。
以上的这些，就是宁卫民和乔万林为进一步了解情况，找到常玉龄居住地所属的重文区东花市街道之后，由街道办的牛主任为他们详细介绍的。
而且还不光说，甚至这位牛主任还与有荣焉的，把前几年街道生产社在常玉龄指点下生产的两串料器葡萄，拿出来给他们看。
应该说，“葡萄常”的成名经过是颇具传奇性的，听着就跟一部精彩的评书似的。
如果小说或者拍成影视剧，其精彩性，应该也不比那国药背景的《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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